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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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无;

作者: 邱雪松;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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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在致海外同志的信中，高度肯定了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他断言其背后的推动力来自出版业：“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1]
1931年，商务印书馆编辑李泽彰作为出版人回溯了新文化运动给出版业内部所带来的冲击：“新文化运动以著名学者为领袖，以全国学生为中心，其传播之主要媒介则为出版物。自光绪三十年以来，出版业所出的主要书籍是教科书、法政书、小说书，到了这个时候，风气一变，莫不以发行新文化书籍为急务。”[2]
1947年，作家沈从文独树一帜，认定二者共同催生了新的行业：“随同五四运动的发展，为推行出版物，中国产生了个新书业。这个新的企业，也可以说是一种事业，因为它的起始，兴趣所在，精神效果实在重于物质获得。”[3]
“新书业”，作为一个描述性与规范性兼具的概念，既指由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掌舵的，以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想书籍为主营业务的出版社，又引申为由此类出版社所构成的行业。作为本书讨论的背景，值得对其诞生轨迹做出梳理。
一
中国现代出版，肇始于19世纪早期辅助传教的教会出版机构，发展于19世纪60年代以学习西方船坚炮利为鹄的、由洋务派创建的官书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营利为导向的民营出版社大量出现，并开始占据行业主流。[4]其中商务印书馆（1897年）、中华书局（1912年）、大东书局（1916年）、世界书局（1917年）等综合性出版社，又凭借在编辑、印刷、发行的优势，占据垄断地位。[5]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它们的力量均投入在市场大、回报高、风险小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对引领时代的前沿思想一向持观望甚至拒斥态度。知识分子要宣传自己的理念只能求助于中小出版社，而且在出版界整体求稳的环境中，还必须让渡相当大的权利才能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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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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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学与出版之间
引言
第一章 开明书店的诞生
第一节 咸与维新
第二节 《妇女杂志》与章锡琛
第三节 兄弟书店
第四节 小结
第二章 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改组转型
第二节 打出名声
第三节 推广新文学
第四节 刊行古籍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战火中的出版社
第一节 从孤岛到大后方
第二节 救亡与启蒙
第三节 “第三线”的斗争
第四节 叶圣陶北上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新国家与旧出版
第一节 人心思公
第二节 开明人的离散
第三节 无法继续的“生意”
第四节 “遗产”与“界碑”
第五节 “运动”中的“人”与“社”
第六节 “光荣的归宿”
第七节 小结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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