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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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无;

作者: James T. C. Liu 刘子健;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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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1到12世纪，中国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一场令人瞩目的转折。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携蓄着巨大的能量，看起来似乎将生生不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引发转变。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其原因何在？这场转折，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关节所在，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个案。

一些教科书将这个时期即宋代中国（960—1279），描述为“近代初期”（early modern）——大城市的兴起、蓬勃的城市化、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贸易的发达，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称奇，尤其是纸币的使用，更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想像的。伴随着经济进步的，更有文官制度的成熟、文官地位达于巅峰、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到普及、文学艺术的种种成就，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新儒家对古代遗产的重构。宋代中国因而具有了与近代欧洲相类似的某种表征，而且，它比欧洲要早得多。

本书却秉持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其理论前提是：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

可想而知，将宋代中国视为“近代初期”的东西方史家是在比较史学或者说全球历史的关照之下，将欧洲历史当做了度量衡。因此，对于宋代，他们同样强调经济因素。但是，无论这些因素本身是多么重要，却不一定能构成前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宋代中国占据中心地位的，应当是与文化学术潮流密切相关的政治，而它们并非经济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

或者可以这样说，宋代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总体而言，官僚统治阶级为经济发展制定规则并从中受益。它不允许商人或商人利益在决策中发出强音。的确，一些商人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带来的纵向社会流动加入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从此也便被

目录预览：

​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序言
导言
第一部分 从北宋到南宋
一、关注差异
线索与方法
资料与假设
二、 宋代学术
文学
经学
史学
三、 宋代儒学
思想与制度
不同派别的新传统思想
第二部分 12世纪
四、道德保守主义
亡国之耻的震撼
变革之门的关闭
保守主义者的正统要求
五、 专制政体与宰相们
走马灯般的宰相（1127—1134年）
宰相团队（1135—1136年及以后）
权相长期独掌朝纲（1139—1155年）
别有用场的前宰相（1161—1162年）
六、 个案研究：从辉煌到流放
谁有资格做榜样？
初擢签书枢密院事
宰相团队和国家政策
道德保守主义者的政治风格
从巅峰到谷底
第三部分 新儒家成为正统：得不偿失的胜利
七、道德挂帅的新儒家：从争论、异端到正统
分析架构
道德先验论者自命正统
思想的传播与道德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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