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副标题：无

作者: 杨奎松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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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一
			
			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碰触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谈及这个问题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可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1]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反思、批判的著作会层出不穷，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方探讨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各种原因[2]；有些则痛加针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么“浅薄短视”、“褊狭”、“叛卖”，要么“看风驶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丢失自我的阉人”、“权力的仆从”、“文化知识的商贩”云云，笔下毫不留情。[3]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当年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知道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从什么角度得出的解读都有。但是，大家的讨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何谓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还是歧见纷呈，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我们解答上面的问题变得很困扰。[4]简言之，一些人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及同等学力者”，都是知识分子。[5]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说什么当年知识分子失语也好，软弱也好，这个判断本身就不存在。因为按这个标准，不仅毛泽东及中共大批干部均是知识分子，就连众多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所谓“工农知识分子”，也都在此范围内。他们何尝失语过或软弱过呢？有些人说，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西方学者定义的那种不受政府体制约束，具有“批判精神”并勇于追求真理的独立文化人。[6]那么，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集体失语”的大多数，以前

目录预览：

​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前 言
第一章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第二章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五、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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